作为驻村选调生，我曾为迎接检查连续熬夜整理台账，为填报重复表格在电脑前坐到腰酸背痛，也目睹过村干部因“一人多岗”疲于奔命。这些场景背后，是基层治理中“行政负担”的具象化呈现。从经济学视角看，基层减负的本质是调整治理体系中的“成本-收益”结构，让有限资源流向真正创造价值的领域。这场改革不仅关乎基层干部的幸福感，更是一场关乎国家治理效能的深刻变革，其现实意义需结合当下治理痛点进一步深化。

一、基层负担的“沉没成本”陷阱

在经济学中，沉没成本指已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支出。基层治理中的“沉没成本”现象尤为突出：为打造“标准化台账”投入数万元购置档案盒、聘请专人整理材料，却在检查后束之高阁；为应对频繁督查每日上传工作照片、撰写汇报材料，却挤占了服务群众的时间；为满足形式要求反复填写内容相同的表格，却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。这些“为留痕而留痕”的重复劳动，本质上是将资源浪费在无法产生实际效益的“沉没成本”上。更隐蔽的“沉没成本”体现在基层干部的心理负担上。调研显示，超过60%的村干部认为“过度留痕”让他们产生焦虑感，甚至对工作产生抵触情绪。这种心理成本虽难以量化，却直接削弱了基层治理的“主观能动性”。在乡村振兴关键期，若村干部长期陷入“材料战”“表格海”，不仅无法及时响应群众需求，更可能因精力分散导致产业帮扶、矛盾调解等核心工作滞后，最终影响政策落实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二、减负的“帕累托改进”空间

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，至少使一方受益的资源配置优化。基层减负的潜力正在于此：减少形式主义，意味着将村干部从签责任状、写总结的机械劳动中解放，使其能够深入田间地头调研产业需求；整合信息平台，意味着打破部门壁垒、统一数据标准，让村干部无需在多个系统间切换录入重复数据；建立容错机制，意味着为基层创新提供“安全垫”，使村干部敢于在土地流转、集体经济等改革中试错探索。当前，部分地区仍存在“以会议落实会议、以文件落实文件”的现象，若能通过制度设计压缩此类“无效流程”，基层将释放更多人力资本，将精力聚焦于民生服务与改革攻坚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。

三、减负的“边际效益”临界点

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提示我们：减负并非越彻底越好，而需把握“度”。若仅减少文山会海却不优化考核体系，基层可能将精力转向“材料包装”；若过度简化台账却缺乏数据支撑，上级部门将难以精准施策。因此，减负需建立“动态平衡”机制：区分“必要成本”与“无效成本”，既保留脱贫攻坚中“一户一档”等精准帮扶的依据，又剔除重复填报数据的“多头报表”；构建“监测-反馈-调整”闭环，根据村干部填报时长、群众办事便利度等指标动态优化政策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在减负与提效间找到最优解，避免陷入“一减就乱、一管就死”的治理困境。

四、减负的“长期主义”逻辑

从经济学“长期增长理论”看，基层减负的本质是推动治理体系从“粗放型”向“集约型”转型。这需要重塑“成本-收益”核算体系，将群众满意度、问题解决率等纳入考核，使基层工作从“对上负责”转向“对下负责”；培育“人力资本”红利，通过数字化培训提升村干部能力，将“减负”转化为“赋能”，如利用无人机巡查技术减少巡山巡林时间，或通过电商培训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；构建“信任型”治理关系，通过“干部驻村日记”公开接受群众监督、减少重复汇报，或建立“基层吹哨、部门报到”机制使资源向一线倾斜。这些举措能打破“信息不对称”，降低治理中的“摩擦成本”，最终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可持续提升。（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：宋皓璐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