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有网友发帖反映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》，将2023年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收录进教材，当作“对性骚扰事件零容忍”的正面案例。这本教材出版于2024年3月，而直到2025年，法院终审判决才认定涉事男生不构成性骚扰，武汉大学随后也依法撤销了此前给予该生的记过处分。教材表述与最终司法结论明显冲突，一经曝光，迅速引发网友热议。（2026年10月27日钱江视频、陕视新闻、大众新闻等综合）

这件事让不少读者深感意外。高校教材承担着传道授业、传递客观认知的责任，治学之本，贵在实事求是、严谨审慎。在案件尚在诉讼过程、司法结论还没有落地之时，教材就提前给事件定性，直接将当事人认定为性骚扰行为人，作为正面宣教案例写入课本，本质上就是先入为主、未审先判。这样的处理方式，背离了法治精神，也辜负了教材本该具备的严谨性。

事件刚发酵时，当事人一方的陈述容易引导舆论，很多人第一时间默认男生存在不当行为。但经过法院完整审理，结合证据作出裁判，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性骚扰成立，这起风波源于认知上的误会。在漫长的诉讼过程里，涉事男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，名誉、身心都遭受不小伤害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出版社在案件尚无定论阶段仓促取材、固化结论，相当于在教科书里延续了错误定性，对已经蒙受委屈的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。

教材面向广大大学生，具有长期传播、反复使用的特点，一旦事实定性出错，负面影响范围广、持续时间久。面对这样的疏漏，出版社应当正视问题，及时启动教材整改，对存量教材妥善处置，修订删除失实案例。更重要的是，应当正视这件事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，依法依规妥善回应当事人的诉求。

这件事也给所有教材编写、出版单位敲响警钟：选用社会热点作为教学案例，必须建立动态核查机制。凡是涉及纠纷、诉讼的案例，应当尽量等待司法机关作出终局结论之后，再审慎选用。高校教育、教材编写都要置于法治框架之下，以司法裁判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标尺，坚守客观中立、尊重程序的原则。

尊重事实、敬畏司法，是教育工作的基本前提。唯有守住求真求实的底线，教材才能真正引导学生树立理性、法治的观念，避免类似“判决已经落地，课本还停留在旧舆论结论”的尴尬再次发生。（唐山市丰润区丰登坞镇人民政府：苗凤军）